第1741章 压力转移
进入开宝年后,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,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,即便有所浮动,变化也不大。早年的时候,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,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。
而在整个京畿地区,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、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,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。这个数量不算少,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,而事实上要更久。
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,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,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,只是后来发现,管理成本有些高昂,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,同时,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,以做更新。
因此,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,即便粮价再高,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,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。
从四月开始,仅在东京,朝廷分批次,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、粟、麦等粮食物资。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,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,如水银泻地一般,半个月内,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。
只是,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,便再也降不下去了,显然,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。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,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,毕竟与最初相比,也涨了接近一倍,但与六十文一对比,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。
但不论如何,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,东京民情民困,终是得到了缓解。大汉的百姓,不论市井百姓,还是乡野小民,从来都是温驯的,也容易期盼收割,只要还能过得下去,就能得过且过,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,就不会出现大问题。
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,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,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,却不啻于一场福音,至少,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,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,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,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。
然而,在这股风潮之中,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,显然不可能是农民,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、官僚、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。
至少,那些从事粮食贸易、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,是饱食一顿,赚得盆满钵满。过去的二十年,大汉商贸日益发达,但商贾的地位,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,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,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,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。
当然,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、腰缠万贯大商贾,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。而不论大小商贾,在有些行当,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。
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,很少敢乱来的,毕竟,朝廷上上下下,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,别说武德司、皇城司、各署衙,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,敲打一番。而大汉的粮商们,能有那份乖巧,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,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,仅在东京,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、抄家、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。
但是此番不同,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,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,一般人难以察觉,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。
虽然谈不上“奉命涨价”,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,可都趁着这个机会,大胆地涨价。否则,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,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,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。
一直以来,在朝廷的压制下,低廉的粮价,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,即便是那些大粮商,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。
微薄的利润,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,二十年,斗米五文的上涨,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,方才采取的放宽。
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,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,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,已然证明了这一点。朝廷的有意放纵,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,共同催发了这一场“粮价闯关”。
当然,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,伴随着的,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,油盐酱醋,都是这般。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,盐价的表现,则要更为显著。
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,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,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,盐价上升之后,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。
在中唐时期,有天下财税、盐利其半的说法,而到如今,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,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。
迫于这些情况,京畿地区,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,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,但同样的,也让朝廷籍此,回收了大量铜钱。
再多的喧闹,终有平息的一日,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,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,其后,很多京畿士民,都切身地感受到,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,尤其是那些小市民,日子也开始难熬了。
这一场“价格改革”,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,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,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,一直持默认态度,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,只是任他们施为。
出现了问题,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,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,那也只有留待以后,在一时的利弊上,总是选择趋利避害,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,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。
如果说,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,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,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,那么从此以后,很长一段时间,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、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,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,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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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整个京畿地区,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、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,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。这个数量不算少,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,而事实上要更久。
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,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,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,只是后来发现,管理成本有些高昂,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,同时,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,以做更新。
因此,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,即便粮价再高,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,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。
从四月开始,仅在东京,朝廷分批次,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、粟、麦等粮食物资。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,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,如水银泻地一般,半个月内,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。
只是,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,便再也降不下去了,显然,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。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,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,毕竟与最初相比,也涨了接近一倍,但与六十文一对比,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。
但不论如何,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,东京民情民困,终是得到了缓解。大汉的百姓,不论市井百姓,还是乡野小民,从来都是温驯的,也容易期盼收割,只要还能过得下去,就能得过且过,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,就不会出现大问题。
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,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,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,却不啻于一场福音,至少,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,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,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,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。
然而,在这股风潮之中,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,显然不可能是农民,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、官僚、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。
至少,那些从事粮食贸易、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,是饱食一顿,赚得盆满钵满。过去的二十年,大汉商贸日益发达,但商贾的地位,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,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,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,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。
当然,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、腰缠万贯大商贾,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。而不论大小商贾,在有些行当,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。
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,很少敢乱来的,毕竟,朝廷上上下下,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,别说武德司、皇城司、各署衙,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,敲打一番。而大汉的粮商们,能有那份乖巧,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,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,仅在东京,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、抄家、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。
但是此番不同,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,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,一般人难以察觉,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。
虽然谈不上“奉命涨价”,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,可都趁着这个机会,大胆地涨价。否则,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,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,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。
一直以来,在朝廷的压制下,低廉的粮价,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,即便是那些大粮商,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。
微薄的利润,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,二十年,斗米五文的上涨,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,方才采取的放宽。
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,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,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,已然证明了这一点。朝廷的有意放纵,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,共同催发了这一场“粮价闯关”。
当然,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,伴随着的,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,油盐酱醋,都是这般。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,盐价的表现,则要更为显著。
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,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,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,盐价上升之后,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。
在中唐时期,有天下财税、盐利其半的说法,而到如今,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,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。
迫于这些情况,京畿地区,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,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,但同样的,也让朝廷籍此,回收了大量铜钱。
再多的喧闹,终有平息的一日,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,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,其后,很多京畿士民,都切身地感受到,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,尤其是那些小市民,日子也开始难熬了。
这一场“价格改革”,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,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,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,一直持默认态度,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,只是任他们施为。
出现了问题,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,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,那也只有留待以后,在一时的利弊上,总是选择趋利避害,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,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。
如果说,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,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,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,那么从此以后,很长一段时间,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、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,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,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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